連方瑀的父親，改變了我生命的軌道

民國63年高中畢業後，我考上台大物理系，在我們鄉下寒村這可是難得的好消息。可是我在物理系念了二年後卻決心轉到台大法律系，在台大總共唸了六年才畢業。許多人都很好奇為什麼我有那麼大的勇氣降轉二年，大學唸六年，而且物理系與法律系兩者似乎並無關聯？是不是物理系念不下去轉到台大法律系比較好混？

說實話，我本來在數學、物理、化學三科就特別專長，也有很高的興趣，幾乎三科成績加起來就已達錄取成績。但是我的興趣與關懷非常廣，特別是對人文、社會、歷史、哲學、經濟、政治等各方面都很關心。台大是自由學府，學生可以盡情馳騁自己的興趣與思維。當時我往往一個禮拜看四、五本書，可是都跟物理無關。我常常思維著一個鄉下人來到台北都會與台大學園之間的差異、變遷與適應之間的心路歷程，也常常質疑著許多鄉下出身的大學知識青年，「來來來、來台北，去去去、去美國」的「菁英飄散的宿命」，也思索著改變這樣宿命的可能性。

大一下學期，我就擔任北門中學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，並舉辦返回母校提供學弟妹升學諮詢的活動。當時關懷故鄉的心情已表露無疑。後來，我逐漸更清楚的關懷中國近代史悲慘的宿命，但經過一年多的探索，竟然驚覺「政府當局的專制獨裁，貪污腐化」才是中國近代悲慘歷史的根源。乃頓覺人生茫茫，深知國家沒有前途，個人前途又要如何追尋？當時物理系學生都出國，出國後多不回來，然而我又不願意在人生都攪不清楚，懵懵懂懂下就拋下年老的雙親出國留學，但定著在狹窄的物理學空間，已無法滿足我對生命、社會、人類的關懷與疑惑。這樣一個「少年維特的煩惱」，可不是對愛情與自我的徬徨，卻是對社會、國家與人生的煩惱。就在這樣的心情下，從台大物理系二年級升上三年級時，我努力嘗試著多在物理系館及系圖書館走動，希望能因而把自己的心情定著在物理學上。但開學沒幾天，發生了一個事件，卻改變了我生命的軌道！

民國66年9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，升上物理系三年級後剛開學沒幾天，我在台大物理系圖書館K書到5點左右，夕陽餘暉正映照在校園，我收拾書本準備到校園散步遐思，正巧發現系裡一位罹患中風的老教授，從三樓走下二樓準備倒水喝，蕭瑟的身影在落日的煙塵中更添幾分悽涼……。我不敢去打擾老教授艱難的步伐，怕傷了他的自尊心，但心中卻有無限的關懷與不忍，等到老教授步履蹣跚的離開後，我心中有一股強烈的感觸，如果我繼續留在物理系，出國取得博士學位，回國任教，那位老教授的形影可能就是我最後人生的寫照….。這是我喜歡的人生嗎？當下我加快腳步離開物理系館，並決定轉系。這一位對我轉系無形中有直接影響的人，就是方聲寰教授，據了解他即是前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的令尊。

當天的黃昏直至晚上，我在台大校園內踱著方步，來來去去思索著該轉到哪一學系，才得以實現自己人生整體規劃的期望，最後決定降轉法律系的理由，是因為律師的職業可以繼續維持對人與社會的關懷，而律師的職業也是大家所羨慕、肯定的職業，父母親一定更加歡喜。就這樣我瞞著父母親，自己著手轉系的一切準備工作，我相信只要認真，一定能考上律師。後來為了給父母親一個交代，我退伍後，隨即準備考試，並且一試中的，於民國73年考上律師。

抉擇改變每一個人生命的軌道，也改變每一個人的命運，可是什麼才是好的抉擇呢？大概只有天知道吧！

意外走上民主改革之路

民國66年，降轉到法律系後，卻被設計去幫林義雄助選，而意外地走上民主改革之路。

轉系後，朋友介紹認識謝明達（前台北市市議員，當時為台大論壇社社長），有一天，謝明達神秘地說要介紹我認識一個朋友。到達那位朋友家後，簡單的寒喧打招呼後，就連同其他幾位年輕的朋友坐車到宜蘭。我一肚子疑惑，到底要幹什麼？卻又不好意思問清楚；當天下午到達宜蘭，就開始沿路幫當時選省議員的林義雄發傳單助選，如此一連兩天，我有一種被騙的感覺。不過也因為這次被騙發傳單的經驗而認識幾位朋友，當時一同去發傳單的有邱義仁、陳菊等，後來在宜蘭碰到游錫堃，當時他們都還不具公職身份，而只是熱心的民主人士。

因為這一次發傳單的經驗，在那一年的選舉，我們就組了一個學生助選團，從北到南去關心及參與；到投票日我被分派到南投幫當時選省議員的張俊宏監票。大選開票日當天在桃園發生著名的中壢事件，而大選結果，黨外人士大有斬獲，大家都非常興奮。

大選後，邱義仁、林正杰等幾位投入選戰較深的學生領袖召開選後檢討會，我也有機會參與旁聽。大家對透過民主選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，皆有相當的信心。我也受到很大的感染，而積極投入推動更多大學生關懷台灣民主選舉的運動，後來並與邱義仁、林能白、謝明達等在信義路師大附中附近共同租屋居住，做為推動校園民主的基地。

民國67年，國大、立委選舉，我先幫康寧祥助選，後來到彰化幫姚嘉文助選，因逢中美斷交而停止選舉。

民國68年正是「狂飆的美麗島雜誌時代」，因為停辦選舉，讓大家的能量匯集在美麗島雜誌上，而形成「美麗島政團」的雛形。然而國民黨內軍、情、治等右派的整肅力量也逐漸透過疾風雜誌的挑釁、施壓，終於在民國68年的世界人權日，發生了美麗島事件。大逮捕活動時，幾位朋友都逃了，我自認為還不到那個層級，所以仍然堅持留在學校，準備考法律研究所。沒想到民國69年2月28日，卻發生林義雄一家老少三口，慘遭幾近滅門的林宅血案事件。這個事件衝擊太大，讓我再也無法靜下心來唸書。

林宅血案後，台大法律系一位同期的女同學陳文茜主動積極站出來表示關心，大家對國民黨開民主倒車屠殺老弱的做法痛恨不已。

陳文茜這幾年風靡台灣的政治界及媒體界，是當時完全想像不到的，不過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奇女子。

民主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在大學的這段經歷千金難買，然而此中的教訓卻是慘痛無比，如果不是對台灣堅定無悔的愛，許多人早就噤若寒蟬了。

她大我八歲，我願意愛她一輩子

太太郭椿華大我八歲，結婚時還是佳興國中的老師。

民國71年底，剛退伍三、四個月，正結束在當時黨外有名的深耕雜誌執行編輯的工作，回鄉準備律師高考，一方面準備考試，一方面也在黃憲清醫師開設的家教班任教。

有一天，因為陪父親北上參加台灣原日本兵聚會，因公路局國光號班車誤點，而在興南客運的佳里車站與當時的郭椿華老師認識，上車後又坐在一起，而點燃了這一段姻緣。

當時我就知道椿華年紀比我大不少，所以第一句話就問她：「小孩多大了？」，椿華回答說她還沒結婚，一句莽撞的問話，害的場面很尷尬，幸好椿華不以為意，我也趕快心虛地找其它話題，就這樣，我們一路聊到台北，聊了四、五個小時。

坦白說，我是個看到女孩子很容易害羞臉紅的男孩子，而且古意到以為只要牽女孩子的手，就表示承諾要追那女孩子。由於了解椿華年紀大我不少，所以對大姐姐不敢有非份之想，因此心理上也毫無設防的展開了一段”單純友情”的交往。

也許準備律師高考是一件太沉悶枯燥的生活，每天強迫自己唸十二小時的書，空白的感情生活讓”單純友情”產生些微的變化。椿華很安靜，作手工藝品、插花、皮雕等各項才藝，充實她的生活。我很欣賞她能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可是也看得出來她感情空白的幽怨，心理上也為她抱屈：「這麼好的女孩，為什麼沒有好男孩來照顧她呢？」。單純的友情，經過一個多月的變化，竟發展出”男女朋友”的關係，也許這即是所謂的緣分！

民國72年2月，當時台北市議員陳水扁的律師事務所及服務處有一個工作機會，朋友介紹我去，我跟椿華提出來討論，椿華一口就鼓勵我北上工作，我問她，她擔不擔心如果我北上，我們兩人的感情會不會發生變化？椿華回答說，那也是命吧！她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。

上台北之後，距離讓這段感情的熱度冷卻，而面臨社會現實及人生婚姻抉擇理性的考驗。我了解椿華大我八歲的社會壓力，不是一時感情衝動可以支撐完整個人生的，必須了透人生婚姻的究竟才能堅定的走下去。民國72年5月到7月中旬，除了工作以外，整顆心都是在思索著「跟一個大我八歲的大姐姐結婚，人生會變成如何？我是否有堅強的信心足以承受社會壓力？」，在作出人生不悔的決定前，我向許多朋友徵詢意見，包括現任行政院秘書長的邱義仁。

椿華知道我正在徬徨，她並沒有強迫我，祇是含著眼淚表示，無論我作出什麼決定，她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椿華的態度讓我非常感動，7月中旬暑假，椿華上台北來，我們已經二個多月沒見面，她憔悴了許多，為這一段感情所苦，她心理上覺得也許這是在一起的最後一段時光。見面時兩個人整個晚上都淚眼相對。那天半夜醒來時，發現她正眼眸含淚的注視著我，她說她希望能多看看我，她不知道以後是否還能這麼貼近地望著我的臉龐！她要我不要難過，她會作我永遠的朋友。她的話重重觸動我內心深處，頓時也禁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。當天半夜，我終於下定決心：「無論多大的社會壓力，我會勇敢地陪她度過此生，給她快樂，給她幸福。」，隔天，我們共同決定兩週後結婚。

我們結婚已經十八年了，結婚後，我考上律師、考上研究所、開辦律師事務所到回鄉參選立委，連任立法委員三屆，椿華的操勞與辛苦，實非外人所能完全了解，我們同甘共苦，感情歷久彌新。我們慶幸做了人生重大不悔的決定，「愛她，就跟她結婚吧！」。

願上蒼見證我們的真情

為了保護七股潟湖，台灣現存最大的潟湖免受七輕煉油廠、大煉鋼廠的毀滅破壞，我於1996年8月11日至8月18日發起「愛鄉土、反七輕、南瀛苦行」，八天七夜的活動，並理光頭，落髮以明志，成為立法院的「光頭立委」。

許多人，對我的這一次行動及理光頭，非常好奇？

小時候，我家位在鹽田、漁塭、農田交錯的七股鄉的小農村，它原是台江內海旁的聚落。清晨時，父親常要我們小孩早起陪他慢跑，我喜歡一路跟著父親的屁股，有時遠眺著七股鹽場雪白的鹽堆在朝陽與藍天中閃耀的光輝，還有水鳥群飛，劃過天際的美景。下午陽光稍軟時，我也喜歡跟著鄰居的嬸嬸、叔叔、大哥大姊們到連接七股潟湖的水路，去撈魚蝦、捉螃蟹、貝類，這樣的日子，是我童年美好的記憶，我喜歡，並願意繼續擁有它。

如果，故鄉的清晨、藍天、鹽山、水鳥群飛的天際，換成了灰濛濛的幾十隻煉油廠、大煉鋼廠的巨大煙囪，與燃燒的火炬，教人情何以堪。如果魚蝦、螃蟹、彈塗魚無法在水路生存，午夜夢迴，令人痛徹心扉！

故鄉啊！故鄉！難道這一片美麗的土地就這樣淪為貪婪與無知的祭品嗎？

身為七股鄉出身的國會議員，仍然無法阻止七輕煉油廠與大煉鋼廠，經過數年的努力，尤其經濟部長王志剛一上任就宣佈一九九六年底前要動工。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淒涼與無奈的心情，為了表達對這一塊土地無盡的愛，在無計可施之下，乃以苦行的方式希望喚醒人民的關心。

在苦行的前一天，自然而然的產生了理光頭、落髮以明志的心情，希望上蒼來見證我們的真情，希望這一塊祖先留下來的土地，能夠為世世代代的子孫永遠保存。

8月11日上午臨行前，當理髮師的理髮刀落下的那一瞬間，我的眼淚奪眶而出，故鄉子弟的心情，不知上蒼可否明白？我也看到我太太的眼淚，以及許多朋友紅紅的眼眶。

八天七夜200公里的苦行，對大多數人而言，是體力及毅力嚴格的考驗，特別是酷熱的南台灣八月天，如果沒有愛心與感動，這種傻事不會有人做的，我們感謝來自縣內各地的朋友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團體代表，許許多多人不畏溽暑共同參與。頭頂炙熱的太陽，腳踏著高溫的柏油路，還要面對隨時而來的午後雷陣雨。熱風汗水濕了衣服，雨水也浸透了鞋襪及褲子，腳底冒起了水泡，泡裡再起泡，褲檔磨破了皮，就這樣一步一步拖著痛楚走過了台南縣22個鄉鎮，總計200公里。

時間荏苒，雖然已經五年多了，但走過的道路必留下痕跡，今天七股潟湖還能保留下來，這一段八天七夜的苦行，應該扮演著關鍵性的地位，我們以感恩的心，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朋友，也感謝上蒼，善意的回應了我們沉痛的呼聲。

傻人阿智 苦行台灣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常做了一些別人認為是「傻事」的工作，但是推動歷史的巨輪，卻往往需要一些傻勁。除了當兵行軍外，很少人會傻的從屏東走到台北市，1999年7月9日到7月24日，我就從屏東出發，忍著溽暑苦行走到台北市。到現在，我還懷疑這股傻勁究竟從何而來！

1999年7月，正逢第三屆國民大會最後一次會議，全台灣關心國政的有識之士，都體認到這次會議若無法朝向凍結國大直選的方向，則台灣勢必走向雙國會，國大擴權將會無法回頭，這一個危害國家社會的憲政怪獸將更難以廢除。為了這一個最後的契機，我和一些朋友為台灣著急，雖然絕大多數人贊成費國大，輿論也批判的很厲害，但要國大代表自廢武功畢竟是很困難的事情。連民進黨都很難擺平內部的反抗，最後我們覺得社會力若不凝聚，恐怕無法達成凍結選舉之目的，乃發起「全民廢國大，苦行救台灣」的活動。從1999年7月9日到7月24日，共16天、全程450公里，走過17個縣市。

從台灣尾走到台灣頭的經驗，是非常寶貴的，雖然頂著7月天的太陽，腳踏著燙人的柏油路，熱氣燻人，卻又常遇到午後雷陣雨。而且離鄉背井，補給支援也很困難，如果生病就無法繼續走下去。而腳底水泡長了又長，磨破皮的地方要忍耐十幾天的苦行，途中光是鞋子就換了三雙，到了每一縣市，各縣市的民進黨公職人員及支持者，有些很熱心讓我們很感動，有些人連理也不理我們，讓我們深感寂寞。

苦行的隊伍歷經16天終於完成，除了要感謝故鄉一些伙伴外，核四公投志工的全程參與也是最重要的支柱。

這一次苦行廢國大的活動，對凍結國大選舉究竟是否有效，我們不敢論斷。但很多國大代表當時對我們是相當不滿的，因為我們給他們不小的壓力。最後歷史出現奇蹟，國大代表延任案換取凍結選舉。沒想到總統大選後，大法官做出延任案違憲之解釋；在政黨輪替後，新的政治形勢下，國民黨為防止親民黨坐大，而與民進黨合作，達到廢除國民大會的共識。歷史也許是一種偶然，也許是曲折達成的，但如果沒有「廢國大苦行」的壓力，究竟歷史的軌跡是否與現在相同？恐怕只有天曉得。

大家也許不太記得這一件「廢國大苦行」的活動，但對於我們這一群參與「廢國大苦行」的伙伴，則意義非凡。

有時候，我們覺得很傻，但是我們心安理得，覺得為台灣盡了力，感到安慰！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這個傻人阿智，又會再作哪一件傻事？

最近國會亂象，人民希望立法委員減半，政治人物也以此為訴求，但都只是口頭上光說不練。究竟何時才會再出現類似「傻子阿智」的人，來繼續推動「立委席次減半」的運動呢？